去年4月，在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一所中学的课堂上，有学生拒交试卷，不仅“出口成脏”还拿板凳砸老师。

　　此事发生之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育体育局教研员王维审数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当教育只剩下纵容》，在微信朋友圈走红，被频繁转发。

　　“远古有记载：‘舜耕地，牛不走道，舜鞭己不责牛。’牛不走道，舜为何需要鞭己不责牛？这说明了什么？我们该怎么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很多人根据现代人的观念这样解释：牛不走正确的路，是因为人没有引导好，牛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不应该责罚牛，应该追究自己的责任。并更进一步强加给现代的教育，以此来要求老师们仿效古人，对那一些问题学生要反思自己，一定不可以把责任放在学生身上……当错在学生、老师连生命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这些一味指责教育者的专家是否想到，一味的放任，一味的包容，将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宽容、忍辱负重难道就是教育的底线吗？”

　　“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认为教师需要惩戒权，需要一把维护教育进行下去的‘尚方宝剑’。其实，我倒是认为，教育的惩戒权说到底不是教师需要，而是学生需要。换句话说，惩戒权并不是给了教师什么权力，而是给学生正常成长以保障。倘若，教师和学校（或者说教育）有一套完善的、针对问题学生的惩戒措施，那么高年级学生很可能就会在第一次敲诈同学时被及时处置，也有一定的可能就会改掉身上的恶习。那么，19岁的悲剧也许就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用适合孩子的惩戒、惩罚矫治孩子的错误，总比等到犯罪了搞个严重的秋后算总账要好。”王维审说。

　　关于教育惩戒权，储朝晖打了一个比喻，“就好比车辆的刹车一样。惩戒权是对学生的一种控制，当学生不能自我控制时，教师通过惩戒用外力来控制学生。假如没有刹车，就不知道车会开到啥地方去，速度、方向都无法控制”。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舒曾提出，近年有一些教师体罚学生的报道见诸报端，体罚当然不好，但是过度渲染，让老师对学生完全不敢教育，孩子一点儿挫折都不能承受，这同样是教育的失败。如今，学校中的“熊孩子”“小霸王”慢慢的变多，陈舒认为，要赋予教师更多教育孩子的权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对学生实行批评、惩戒教育，学校的校规，包括惩戒规定，需要在听取全体教师、学生、学生家长意见基础上民主决策，校规不能仅由学校行政领导制订，更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合法校规的制订，需要学校依法治校，并拥有依法治校的纲领性文件——学校章程。教育部已经要求各中小学制订章程，做到一校一章程。章程是明确界定学校办学者、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社会机构权责的法律文件。目前，我国各中小学都在进行章程制订，但有很多学校并没有真正把章程当回事，还是把章程作为校内行政性文件加以应付。学校应该结合章程的制订，明晰教师和学生的权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