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是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本文从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内涵与关键着力点进行了系统性探讨。首先，通过回溯创新体系的概念溯源与中国实践，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演进及其整体效能提升的理论基础。其次，探讨了中国特色创新体系的内涵嬗变，包括创新路径从引进模仿向自主原创的转型、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兴起、本土化创新理论的完善以及中外创新体系的比较；阐释了中国特色创新体系的核心表征。最后，分析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关键着力点，提出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目标引领创新体系高效运转，以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层次地融合为核心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以需求和场景为驱动培育数字化赋能的创新生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依托提升创新治理能力，以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为抓手促进创新价值实现的具体路径。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不仅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更是推动全球发展合作、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平台。2024年6月24日，习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并指出：“我们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一战略目标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不仅是建设科技强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更是助力产业创新、推动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学技术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白准确地提出“完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并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概念内涵进行系统性阐述，并剖析其构建的关键着力点，以期在丰富我国创新理论的同时，对促进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所裨益。

　　创新体系（innova ti on system）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于1987年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强调该体系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通过活动和界从系统视角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深化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强调多要素协同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网络（Lundvall，1992；陈劲、李根祎，2024）。基于此，创新体系的概念逐步泛化，成为涵盖国家、区域和行业等多层次的创新网络结构的理论框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从系统构成、功能及要素互动等角度将国家创新体系阐释为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成的、通过分工协作影响技术创新过程的网络（OECD，1997；陈劲、李根祎，2024），该分析框架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陈劲、李根祎，2024；杜传忠、李钰葳，2024）。作为透视国家范畴内创新之于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国内学者从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视角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构建一个开放动态的创新网络系统，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深层次地融合（陈劲、李根祎，2024；杜传忠、李钰葳，2024）。这一体系涵盖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活动与政策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其目标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整体效能。结合中国实践，国家创新体系还突出强调产学研用结合和新型制的作用，通过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技术瓶颈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构建模式（陈劲、李根祎，2024；贺德方等，2023）。

　　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作为衡量体系运行效率与价值实现程度的重要概念，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其核心在于通过创新主体、制度规则和创新环境的协同联动，推动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陈劲、李根祎，2024；孟凡蓉等，2024）。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围绕体系效能的提升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如OECD从系统构成、功能及要素互动等视角，提出了“创新生态协同”的效能提升路径；国内学者进一步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新型制下通过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提升体系整体效能的可能性（陈劲等，2024；陈劲、李根祎，2024）。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有组织创新”作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新战略范式，以期为新时代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 撑。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快速建立起人才培养体系、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打造工业基础并整合成立中国科学院，到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形成“五路科技大军”，再到此后探索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研组织模式，在“两弹一星”等国家战略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过程，整体上是政府主导型，为后续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启动，旨在打破旧有体制束缚，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此后，一系列旨在加强科技创新的政策和举措不断出台，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为基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了“863计划”“火炬计划”等重大科技计划，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创新型企业。1995年，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首次从政策视角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阐释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并将推进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对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部署各有侧重和递进。其中，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以健全新型制为重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打好科技自立自强主动仗，以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核心走好人才驱动创新道路，以激发自主创新潜能为目标培育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深厚土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包括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新型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具体举措涵盖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等方面。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为我国积累了技术基础，推动了产业升级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依靠跟随追赶加快科技进步的难度增大，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着严峻的“卡脖子”问题。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全球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创新路径经历了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重大转型。例如，在量子通信领域，我国成功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高铁技术上，CR400系列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完全自主设计和制造。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的突破，也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陈劲、李根祎，2024；刘云等，2019；裴哲，2024）。

　　以原始性科学创新、原始性技术创新和原始性工程创新为主要构成的原始创新作为最根本、最能体现智慧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其通常源于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能够开辟全新的学科方向、研究领域和技术路径，为后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根本性的支撑，在自主创新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关键性作用（陈劲等，2023；陈劲、李根祎，2024）。当前，我国在量子通信、高温超导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原始创新成果，不仅在科学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也为我国在相关产业的发展中赢得了先机，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地位。然而，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科研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需要优化等。

　　颠覆性创新则侧重于通过全新的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对现有市场和产业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为后发者提供超越领先者的机会（陈劲、李根祎，2024；曲冠楠等，2023）。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愈发显著。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此外，颠覆性创新也能够引领突破现有技术轨道，改变经济发展形态，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国在部分领域已经展现出较强的颠覆性创新能力，如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整体上，我国在颠覆性创新方面仍需加强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的结合，提高对颠覆性技术的识别、培育和推广能力，以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在知识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多元化主体、开放性治理、社会化目标和网络化生态等特征，与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实践具有高度契合性。一方面，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强调普通用户、创客等非生产者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这与中国近年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形成呼应。通过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创新成果更贴近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该范式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化目标，强调创新不仅服务于经济稳步的增长，还应服务于社会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这与中国特色发展理念中的“以人民为中心”高度一致。此外，中国的新型制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整合，为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了协同创新和网络化生态的构建（陈劲、李根祎，2024）。

　　从创新主体来看，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着重强调普通百姓、创客等非生产者在创新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非生产者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扩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劲、李根祎，2024；陈劲、李佳雪，2022）。该范式极大地拓宽了创新主体的范畴，推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范围从企业和科研机构扩展到普通用户、创客群体及创新社区，使创新活动更加贴近社会需求，实现更加广泛的知识共享与协同创新。通过将非生产者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创新资源的利用效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从创新目标来看，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强调创新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导向向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延展，突出技术创新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化功能。后熊彼特创新范式指出，创新不仅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驱动力，更是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和提升公共福祉的重要工具。这一特征要求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规划创新活动时，将社会需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纳入创新目标，通过政策引领和资源配置，推动创新活动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和公共需求，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从创新治理来看，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强调从封闭式管理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传统以政府或企业单一主体为主导的创新治理模式难以满足复杂、多元的创新需求，而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倡导搭建开放的平台，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创新资源的高效流动。这种创新治理模式要求创新体系在政策设计中注重多主体协同，通过建立共享规则、促进知识流动和激励创新合作，使开放式治理成为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重要手段。

　　从创新生态来看，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强调创新生态的网络化和动态化特征，要求创新体系从单一线性模式向复杂的网络化生态转型。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不再是单向或静态的，而是通过动态的知识流动和资源共享形成开放的网络生态。我国在新时期的创新体系建设中，通过推动区域协同创新、跨行业知识融合和全球创新合作，逐步构建起开放、互动的创新网络生态。这不仅提升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为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战略优势提供了重要支撑（陈劲、李根祎，2024；陈劲、李佳雪，2022）。

　　概言之，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强调创新过程中前瞻的需求牵引与正确的问题求解相结合，并将广大人民作为最终用户，能够较好地回应创新的产生与扩散问题，以及贯穿这一过程的逻辑主线。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5年11月23日，习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科学技术创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推动科技创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人民的福祉，并以实践检验科技创新的实效。近年来，学界围绕创新的价值归旨，基于中国创新实践发展出多种中国特色创新理论，搭建了科技创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桥梁。

　　其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people centered innovation）是一种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创新理念，其核心在于将人民作为创新的主体和受益者，强调创新活动不仅服务于经济增长，更服务于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该创新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为理论基础，主张“创新为了人民、创新依靠人民、创新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多主体协同机制，激发全体人民的创新活力，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价值。其注重文化传承与生态平衡，通过融入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将创新范式从单一经济导向转向全面关注社会福祉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该理念推动创新活动更广泛地服务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是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具体化和深化。其一方面强调创新主体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有助于提升创新资源的社会化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强调创新成果的普惠性，有助于实现创新成果的公平分配与广泛共享；同时，该理念推动创新体系从“生产驱动”向“社会驱动”转变，以满足人民多维度需求为导向，统筹经济、科技、文化与生态的协同发展，为实现科技强国战略与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陈劲、李根祎，2024）。

　　其二是有意义的创新。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tion）是一种新时代的创新范式，强调将“意义”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旨在通过统筹创新要素的重新组合，对创新产出的内在意义（如满足用户需求、实现情感共鸣）与外在意义（如推动社会福祉、支持国家战略需求、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进行全面表达。从内涵上看，有意义的创新是以创新意义为核心变量，协调短期工具价值与长期战略价值，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战略价值与未来价值的创新实践（曲冠楠等，2020）。其核心理念在于超越传统以技术与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范式，回应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在创新活动中的“回归”，推动企业从短期利益的束缚中解脱，聚焦中长期收益与外部社会福利，实现具有引领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意义的伟大创新实践（陈劲等，2019）。有意义的创新通过引入“意义”维度，重塑了中国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一方面，其促使创新活动从传统的技术驱动与市场导向扩展至关注社会需求与国家战略的综合维度，为中国创新体系的战略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曲冠楠等，2021）。通过推动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主动融入社会价值与国家需求，有意义的创新强化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回应能力，助力中国从“模仿型创新”向“引领型创新”转型。另一方面，有意义的创新通过强调“意义发现”和“意义转化”的动态过程，引导企业建立基于意义管理的认知与决策框架，协调效率逻辑与意义逻辑，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从而提升中国创新体系的整体协同性与可持续性。在全球竞争加剧与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有意义的创新为中国构建更具包容性、前瞻性与系统性的创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当前，国外创新体系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政策主要侧重激励研发投资和技术转移，创新目标聚焦经济增长与竞争力提升，创新生态和治理模式相对封闭，主体间协作分散，更多基于熊彼特创新范式，创新活动以技术突破为导向，较少涉及社会福祉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我国创新体系则更加注重“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新型制，通过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和产学研用结合，实现从引进模仿向自主原创的转型，突出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能力，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价值、生态可持续目标。同时，我国创新体系强调多主体协同治理与开放动态的创新生态，通过区域协同和全球合作推动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并逐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底色和创新文化。中外国家创新体系之比较见表1。

　　现代化通常用于描述一个社会、国家或组织的发展过程，包括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变革、社会结构演变以及生活方式改变等方面（谢立中，2018）。现代化是动态的历史进程，不仅是物质技术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跃迁，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表明，现代化不仅是技术追赶的历程，更是文明发展重塑的过程。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可从科技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和管理创新体系三个维度予以解构，其现代化的内涵至少包括知识生产的范式重构、创新生态的动态平衡、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共生。其中，知识生产的范式重构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理论基石，创新生态的动态平衡是其运行保障，而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共生则是其价值指向。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产业变革加速以及社会需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应以新型制为依托，通过统筹资源配置、协同多元主体、完善制度设计，构建一个开放、动态、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理论支持（见图1）。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核心构成的划分以理论研究和中国实际创新体系发展的实践为基础，主要依据如下：理论来源方面，依据源于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创新生态理论和系统科学思想的综合应用。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强调知识生产的多元化、创新生态的网络化以及创新目标的社会化，为“知识生产的范式重构”和“创新生态的动态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陈劲、李佳雪，2022）。创新生态理论则提出，现代创新体系的核心在于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建设，即通过多主体协同和资源高效流动，构建开放的网络式创新体系（Lundvall，1992；陈劲等，2024）。同时，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科技与人文的深层次地融合，因此将“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共生”作为关键构成之一（谢立中，2018）。实践依据方面，主要参考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述，明确了“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任务。此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并从五个方面明确了“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围绕“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系列部署。这些政策文件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核心构成的划分提供了依据。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建设，应以知识生产范式的重构为基础，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创新体系中知识创造与流动的方式。知识生产的范式重构意味着从单一线性、封闭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向多元协同、开放动态的网络化生产模式转变，强调创新主体之间的深度互动与知识资源的高效流动（陈劲、李佳雪，2022）。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兴起为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通过主张普通用户、创客等非传统生产者的全面参与，拓宽了创新主体的边界，推动知识创造从专业机构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社会化协作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特征。这种范式要求知识生产活动更加贴近社会需求，通过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充分激发知识的创造力与转化力。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还应融入新型制的优势，优化知识生产的组织模式。新型制通过集中优势资源解决“卡脖子”问题，强化基础研究中的原始创新能力，同时注重前沿科技的前瞻布局，推动关键领域知识的深度积累与突破（陈劲等，2023）。这种体系化的知识生产方式，能够充分调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用户等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在知识生成、流动与应用的全链条中实现高效协同。通过这一过程，知识生产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研发，而是逐步扩展为技术、制度、文化等多维度的融合创新，为构建现代化创新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以创新生态的动态平衡为核心目标，着力打造开放协同、灵活适应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的动态平衡不仅是创新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产业变革以及社会需求变化的关键保障。在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视域下，创新生态的网络化和动态化特征尤为突出，要求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从静态线性向动态交互转变，通过知识流动、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构建开放式的网络生态。这一生态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多主体参与和相互作用，为创新活动提供一个灵活、有机的运行环境，使创新体系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实现自我调整与持续进化。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通过新型制的协同机制，为创新生态的动态平衡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整合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级创新平台和用户企业，形成覆盖创新链全周期的协作网络，既能够在宏观层面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又能够在微观层面释放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陈劲、吴丰，2024）。此外，政府在创新生态中的元治理角色尤为关键，其通过政策引导、资源调配和风险应对等手段，确保创新生态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吴丰等，2024）。这种动态平衡的创新生态，不仅能够促进创新效率和效能的提升，还能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系统性保障（陈劲等，2025）。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建设，应以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为重要方向，使创新活动不仅停留于技术与经济的维度，更能够承载社会价值、文化意义与生态责任。现代化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过程，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跃迁，科技创新理应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相契合（谢立中，2018）。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需要超越传统的工具理性导向，将创新活动与人民福祉、生态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紧密结合，推动科技与人文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共生。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重要价值底色。习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求科技创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人民的福祉（陈劲、李根祎，2024）。在医疗健康、公共安全、绿色能源等领域，科技创新应优先服务于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创新的意义不应仅体现在技术突破和市场收益上，更应通过回应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和提升公共福祉来实现。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不仅拓展了科技创新的价值内涵，也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共生还体现在生态效益的持续显现上。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肩负着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应通过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探索出一条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陈劲等，2024）。通过发展新能源、优化储能技术、推广环保技术等方式，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能够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活动不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而是与社会价值、文化传承和生态责任的深度结合，展现出科技与人文相互滋养的独特魅力。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是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现代化的核心路径。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产业变革加速以及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理论上的系统探索，更需要实践中的深度应用与动态优化。要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必须从战略目标、资源配置、运行机制和价值实现等关键方面着手，确保创新活动在全链条、全过程中实现高效协同和动态平衡。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核心导向，探索创新体系运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强调生产力形态从传统的物质驱动向知识驱动、技术驱动的全面跃升，要求创新体系在要素整合、资源配置与功能协同上实现质的突破。一方面，应从理论层面重新定义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超越传统物质生产的视角，将知识、数据、技术与生态要素纳入生产力结构框架，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源。另一方面，应注重创新要素的动态交互与结构优化，通过提升科技资源的流动性与匹配度，强化创新体系的内部效能。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应大力推动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生产能力。同时，应以新型基础设施为抓手，通过构建涵盖数据、算力、算法等数字要素的基础设施网络，释放创新要素的集聚效应与倍增效应。

　　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应以体系思维（system of system，SoS）为指导（陈倩等，2023），注重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整体联动性与协同性。一方面，应推动创新主体之间的深度协作，形成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核心的多元创新主体联合体，充分发挥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应通过优化创新政策与制度设计，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规则制定与风险管理中的引导作用，完善市场化的资源流通机制，构建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的协同创新格局。从管理学视角来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技术突破和资源整合的过程，更是文化塑造与价值观重构的过程。通过塑造以创新为核心的价值导向，营造尊重知识、鼓励创造的社会氛围，可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与制度保障。

　　在充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完善还应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核心，推动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是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产业创新则是科技成果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实践路径，两者的深度融合是现代化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前沿技术、知识储备与理论支持，是产业创新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产业创新则为科技创新提供应用场景、市场反馈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是科技创新的实践延伸。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需要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交汇点上实现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与结构优化。

　　实践中，应以需求为导向，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在构建创新体系时，需明确科技创新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前瞻性布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为产业发展提供战略性支撑。同时，应注重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通过构建统一、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赋能。此外，产业创新也应为科技创新提供动态反馈，通过市场需求的牵引作用，推动技术研发目标的精准化、实用化。此外，需要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依托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形成“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轮驱动的区域创新格局。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还需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资源共享。企业应作为创新主体，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市场推广中发挥主导作用；高校与科研院所则应聚焦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为产业创新提供理论与技术储备；政府则需通过政策引导、资源调配与制度设计，为科技与产业的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建设，还应以需求和场景为驱动，着力培育以数字化赋能为核心特征的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活动的逻辑由技术驱动逐步向场景驱动转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创新生态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与实践范式（尹西明等，2024）。场景驱动的创新模式强调以应用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构建多样化的创新场景，打破技术与应用之间的壁垒，实现技术价值的快速转化与规模化推广。因此，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应紧密围绕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下构建开放、动态、网络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化赋能的创新生态需要以数据为核心要素，通过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应用，充分释放场景驱动的创新潜力。一方面，应通过构建数据共享平台与数字基础设施，强化数据在多元主体之间的流动性与互操作性，为创新活动提供精准的需求洞察与决策支持。另一方面，应以数字技术为工具，推动创新场景的多样化发展。例如，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可以通过构建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创新场景，实现技术与社会需求的深度对接。此外，应注重探索场景创新的动态机制，通过开放式创新平台与跨主体协作网络，推动创新场景的快速迭代与高效扩展，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持续优化提供动力。

　　在场景驱动的创新生态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数字技术在公共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创新场景的培育与推广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应注重营造开放、公平、包容的创新环境，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市场竞争规则，激发多元主体的创新动力与活力。通过构建以需求和场景为驱动的创新生态，不仅能够提升创新活动的效率与效益，还能够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生态保障。

　　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依托，着力提升创新治理能力，从而为创新活动提供更加科学高效的组织保障。体制机制创新是现代化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与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制度设计与治理结构，解决传统创新体系中资源配置低效、主体协同不足与政策执行力弱化等问题，为创新活动的高效开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应以新型制为基础，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创新治理体系。政府应通过完善政策设计、优化资源配置与强化执行监督，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为创新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市场则应通过激发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市场化运作，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此外，应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通过构建跨部门、跨行业的协作机制，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联动性与协调性。

　　实践中，应以治理机制创新为着力点，完善创新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与动态调控能力。例如，应通过完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强化对创新资源的精准投放与高效利用；通过优化科研评价机制，提升对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的支持力度；通过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增强创新体系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适应能力与韧性。此外，应注重创新政策的持续优化与动态调整，通过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确保创新政策在实践中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科技成果转化是现代化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其核心在于通过构建高效的转化机制，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与社会，最终实现创新价值的全面释放。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建设，应以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为抓手，着力解决技术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

　　从理论层面来看，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在于知识价值链的构建与延伸。优化转化机制需要从供需两端入手：一方面强化技术供给端的市场适应性，通过市场需求的精准牵引，推动科技研发目标的应用化与实践化；另一方面强化需求端对技术的吸收能力，通过完善企业技术引进机制与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提升企业在技术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与创新能力。此外，应通过在不同主体间构建具备“创新公地”属性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打破技术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技术、资本与市场的高效对接。

　　在政策层面，应以完善激励机制为重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化与规范化。例如，应通过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提供法律保障；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收益分配机制，激励创新主体参与技术转化的积极性；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发展耐心资本，为技术转化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通过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仅有助于提升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还能够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顶配水平”的期刊。